他是温州禁毒先驱，曾舍弃当“县官”的机会，将一生都奉献给教育事业
清朝后期，中国深受鸦片烟毒之害。英国利用以鸦片为主的货物，每年从中国掠去数百万两白银。当时永嘉、乐清、平阳等地皆有栽种罂粟之处，奸民熬烟售卖，温州也陷入了鸦片的毒害中。
温州禁毒先驱张振夔对鸦片深恶痛绝。张振夔到京城参加会试时曾遇到一位同年染上烟瘾，涕泣而道之，要他立即戒绝，才允许跟他在一处同住。张振夔在所著的《赘言》中曾疾呼：
张振夔（1798—1866），字庆安，号罄庵，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）举人，清代中晚期温州著名学者，青田端木国瑚、瑞安鲍作雨、定海黄式三等人都是他切磋学问的好友。他曾与鲍作雨主修《乐清县志》，获得了“良史才”的好评。传世有《介轩文集》20卷，其中有多篇题咏孤屿的诗。
张振夔28岁时，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要选择。
道光六年 （1826），经朝考大挑一等，可以选择当地方官（县官）或者当学官（教谕、训导）。他选择了后者，从此终身从事教育事业，一直到68岁时在乐清梅溪书院去世。
张振夔涉猎广泛，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关心其他社会事务。镇海曾在飓风中决堤，他建议把土塘改为石塘，效果显著。
他在军事方面也颇有建树。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，鸦片战争爆发，张振夔时任镇海教谕，镇海地处浙江的最前线。国难当头，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教书的职责，“从今别有关心处，海上兵氛待扫除”，全身心投入抗英战争。
针对当时政府偏重陆地防御的军事布局，张振夔建议加强水师建设，“今当道言御夷，专主防陆，我谓宜急备水战。防陆者画地而守，旷日糜饷。彼以一船游驶，我即数省戒严。若沿海皆备舟师，则远近皆可剿击策应。”他还写了《战守策》详尽地论述了抗英的军事策略。
张振夔的抗英策略得到了来浙督战的江苏巡抚裕谦的认可，被委任负责镇海军事。张振夔自谦为儒官，不能越俎代庖，便推荐了叶舞墀代替。叶舞墀跟张振夔是温州同乡，时任镇海营千总，有胆略、识大义，是个军事人才。张振夔经常跟他讨论海防，对此人赞赏有加。
叶舞墀随即开始招募水勇操练成军，张振夔则负责军需后勤保证军饷，一时兵精粮足，斗志昂扬。正准备出击时，到任才三月的裕谦调任两江总督，接替他的是浙江巡抚刘韵珂。刘韵珂以节省军费为借口，撤销了一切军事设施，也解散了叶舞墀培养的水勇。
不久，林则徐戴罪来到浙江，张振夔得知后立马去看他，还献上自己设计的《战艇图》。张振夔一直反对鸦片，当年林则徐去广州禁烟以后，他写了《书感(读林中丞谕帖作)》《调师》等。可惜林则徐才来浙一个月，即被撤职流放新疆，重兴战备的事也就搁下来了。
之后镇海沦陷，空有一腔爱国热忱的张振夔无奈辞官回乡。
张振夔回到温州时才48岁，正值壮年。他回来之后并不想过清闲的日子，在家教授生徒，开展民间教育。他在离开镇海时的《引疾言旋述怀留别》诗中说：“愿随耕凿供租赋，长助乡农课子孙。”
咸丰六年（1856），张振夔受聘主讲温州东山书院。他发现东山书院和育婴堂原来有许多固定资产，但由于管理不善，许多经费都被胥吏私吞了。于是成立清算小组，用五年的时间彻底查清了两处的财产经费。结果单是东山书院就追出隐匿涂田一万余亩，每年可增收钱二千贯，终于使地方教育事业维持下来。
孙锵鸣所作的《介轩外集序》中回忆：“先生主讲东山书院……所居萧然一室，无异禅衲。至其操履敦笃、议论严正，真能为乡里扶树道教者也，岂独文字之美哉！”
同治三年（1864），张振夔主讲台州宗文书院。两年后，应邀主讲乐清梅溪书院，此时张振夔已经68岁了。他年老多病，不到两个月便在梅溪书院逝世了。头一天晚饭后还在给学生讲课，第三天清早溘然谢世，可谓是坚守教坛到最后时刻。
除了教育事业外，张振夔回乡后还热心地方公益，牵头筹建海堤、陡门水闸等。孙衣言在《永嘉张先生墓志铭》中说：“其自镇海归也，尝为郡守令议团练、议盐策、议水利、议书院，教士、育婴、义仓，皆平实切利害。”
张振夔认为，儒者有为百姓提供正确告诫的责任，帮助他们避免陷入困境，他确实是这么做的。邻里遇到了麻烦的事找他，有发生冲突的，不去打官司，而是来找他评理，忙得不行。他晚年钻研医学，悬壶济世，邻里生病求医也找他，病人上门时，就算他在吃饭，也会马上放下碗筷去接待。
张振夔是19世纪永嘉之学的代表人物，他亲历过战争，直接参与了同西方的对抗，深知实用主义的重要性，这与永嘉之学注重事功与实干的特点十分相符。
他继承“事功学说”，提倡“通经致用”。他重视温州文献的搜集与保存，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要对永嘉之学加以研究与发展，供学生“经济之用”，而不单单是应付科举考试，“治经之道，宜取古人之言有裨世用者……使大可效于朝廷，小亦可济一乡一邑”。
张振夔著有《介轩文集》20卷，清代学者孙衣言说，南宋温州的叶适与陈傅良有很高的学术成就，形成了永嘉之学，世人很难达到他们的水平，于是他建议世人学习《介轩文集》，因为张振夔是同时代的学者。因此孙衣言认为，通过《介轩文集》的传播，就有可能使永嘉之学得到复兴。
江心屿的浩然楼曾经历了改名的风波，张振夔是反对更名的一方。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，浙江温处道秦瀛将江心屿的浩然楼更名为“孟楼”，认为浩然楼纪念的是曾到此一游的唐朝诗人孟浩然，而不是民族英雄文天祥。秦瀛的做法引来了许多文人的不满，纷纷赋诗为浩然楼辩白。《介轩文集》中就有张振夔对浩然楼和文天祥发声的诗篇。